我們身處在一個被稱為“技術時代”的社會。雖然高新技術帶給人類對進步的憧憬，但也產生了人被技術系統吞沒而產生的揮之不去的焦慮。更重要的是，幫助人們反思以擺脫這種焦慮的哲學，當今也遭遇著越來越多的質疑和被邊緣化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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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學回應技術時代似顯乏力的背景下，韓炳哲似乎成為一個“異類”。這名韓裔德國哲學家用短小精悍的“小冊子”談論現代人的抑郁、愛欲與互聯網中的只言片語，用一個個精妙的隱喻做出先知式的判斷：當今社會已經從?？碌摹耙幱柹鐣鞭D向“功績社會”，從“他者剝削”轉向“自我剝削”。一時間，韓炳哲似乎成為那個轉型成功的哲學家，引領包括東亞社會在內的全球閱讀熱潮。
在新著《還原與無限》中，同濟大學青年哲學學者余明鋒認為，當下社會依舊存在一個對技術的誤讀，即技術依然主要是人類的工具，甚至在學者中，這種誤讀都難以破除。韓炳哲這種從人們最切身的生活經驗出發進行的“社會病理學”分析，確實迎合了技術時代人們對哲學的需求，也值得當今的哲學學者學習。但緊接著的問題便是：止于一種生活現象的診斷，是否就是當今時代哲學反思的極限？他認為，“韓炳哲熱”面臨的爭議也在于此。如果不最終從現象回到與那些真正重要的哲學問題的對話，或許“社會病理學”分析也會失去其生命力。
在最近的采訪中，余明鋒與我們分享了技術哲學相關的最新思考，也談及了韓炳哲式的社會病理學分析可能的危險之處。
“技術時代”的哲學問題
新京報：《還原與無限》的定位是一部哲學導論，不過相較于現在很多以哲學史或者以多個哲學基本問題為框架的哲學導論，你主要選取了“技術”作為一個基點展開內容。為什么你覺得技術是一個對于當下的人們接近哲學來說如此重要的話題？
余明鋒：首先可能需要明確的是，“導論”主要是針對于我自己的寫作計劃來說的，因為這本書是我的“技術時代”三部曲寫作計劃的第一本，后面還有《感知論：技術時代的認識論》和《拯救現象：技術時代的存在論》兩本書，這本書最重要的任務是提出問題，打開一種切近現實的哲思路徑。當然，對于讀者來說，它也有一種導論的意義，也就是針對我們自己熟知而非真知的生存處境進行一種切己的反思。這個意義上的“哲學導論”是對哲思的開啟，而不是對歷史上的哲學理論的普及性介紹。
至于技術問題，首先要說，《還原與無限》意在討論一個以資本-科學-技術三位一體為本質的“技術時代”，而非單單討論技術。其次，之所以選擇這樣一個視角，是因為它構成了我們當代人最基本的一種生存境遇，但是我們又對之習以為常了，仿佛世界就只能是這樣、就應該是這樣的，而這就構成了哲學反思的恰當入手點。
新京報：近些年在中國興起了一股閱讀韓炳哲的熱潮，他的理論也被大量地應用于分析文化、社會現象。有學者認為，他的寫作經常是從現象出發去批判性地發展某個既有的理論，這里面可能就存在一些望文生義或是牽強附會的問題。你怎么看這種評價？我們常常說要讓哲學“說人話”，但或許哲學問題與日常語言之間確實有難以通過“翻譯”跨越的距離，我們應該如何面對這個難題？
余明鋒：我覺得大家對韓炳哲寫作特點的概括還是比較準確的，他的確更多是從現象而非哲學史上的命題出發去進行思考。不得不說，我們當下的中國非常缺少這樣的思想家，即便我們有很關注現實的知識分子群體，但是能像他這樣提煉具有解釋力的概念、提出有現實關懷的真問題的人太少了。這是我們需要向韓炳哲學習的。
要理解韓炳哲這樣一種哲思方式，我們還得談談當下哲學的基本形態。粗略地說，尼采之后，哲學基本上放棄了體系建構。之所以如此，根本上是因為哲學的反思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處在一個人類知識體系的語境中。今天的知識體系，和過去人類的知識體系有著巨大的不同，這種差異其實也和我談的技術時代相關。那么差別在哪里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科學的目的，已經不再向著哲學所提的那些基本問題而去?？茖W更多以資本為驅動，以技術為導向，最終落實為技術的實現和資本的回報，以及社會效率的增加，而非朝向永恒問題的追問?？梢哉f，現在排在科學考量第一位的不是“沉思”，而是“實踐”，而且這個實踐越來越具體、知識門類越來越細分。當下的知識形態讓今天的哲學難以用舊有的方式建構黑格爾式的體系。我們需要尋找新的反思進路。
新京報：既然技術時代的哲學已經不同于過往，那么今天的哲學有什么比較理想的展開方式？
余明鋒：我認為，尼采之后的哲學，一個非常重要的形態，是“社會病理學”。相較于過去的體系性哲學，這種哲學往往針對著那些與我們的日常經驗高度相關的問題，比如尼采的“末人”診斷、海德格爾講的“常人”、?？抡劦囊幱?，這些問題我們每個人都有體驗。我個人覺得，韓炳哲就是一個典型的“社會病理學家”。如今不僅在中國，在全球范圍內他都有一個相當大的閱讀市場，這是有原因的。他的作品通常不會跟你繞思想上的圈子，而是直接談你的生活出了哪些問題：現代人的疲倦、倦怠社會及背后的原因、現代人為何喪失愛欲，這些都非常打動人。
需在語境比較中理解韓炳哲
新京報：韓炳哲善于使用隱喻來表述哲學論點，同時也習慣提出新的概念。不少學者都指出了他的一些新的說法本身合理性存疑，比如你說，從“規訓社會”到“功績社會”，這個轉變是否存在是存疑的，可否展開談談？
余明鋒：總體上來看，韓炳哲的診斷有很準的一方面。他基本上以我們所謂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為原型，尤其是西歐社會，所以對于我們國家一線城市的讀者來說，是會覺得很有共鳴的。不過這里面的問題是，他可能夸大了一些“新現象”的影響，對于這個社會依然存在的一些19世紀以來的問題談得比較少，重視不夠。比如，我們現在有沒有出現一種走向“功績社會”的跡象？當然有，但如果說我們已經全面從規訓社會進入功績社會，這個診斷就有些夸大其詞了，我們顯然每一天都能感受到規訓的普遍存在。
其次我特別想談的就是，我們不能停留于韓炳哲，這是什么意思？現在可能很多哲學學者都面臨一個“困境”——包括我在內。我們一方面希望讓哲學變得更有活力，更加直面現實，甚至部分地走向公眾；另一方面，我們要當心哲學的雞湯化。大家的精神困惑所關系到的當然都是很重要的問題，但我認為哲學學者還是需要守住一份清醒：哲學終究是不能完全化約為社會病理學的。社會病理學是當代哲學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它使得哲學能提出真正有現實關懷的問題，但哲學不能僅僅在各式社會病理中打轉。
我認為，這也是韓炳哲的一個缺陷。就是說，他的社會病理學診斷很有洞察，可他在深入思想史傳統、重提哲學的永恒問題方面做得并不夠。這可能部分和他的這種小冊子寫作的風格相關。同樣，我認為略有諷刺的是，他的這種寫作本身就很符合他所診斷的社會病理：在一個加速時代，每個人的時間都所剩無幾，大家對韓炳哲的小冊子趨之若鶩，但對那些更重要的大部頭是提不起興趣的。我想，這樣的小冊子可以繼續寫下去，應該也會一直對大眾讀者有所啟發，因為它始終和大眾的感知同頻。但我們如果沒有在這個基礎上重提哲學問題，對人類的永恒之問作深入探究，那就簡化了哲學。
新京報：在提到韓炳哲的績效社會批判時，你指出他的批判遮蔽了績效在歷史語境中曾經具有的正當性維度。人們對桑德爾對優績主義的批評同樣類似：真正的問題并非優績本身，而是機會不平等。你怎么看優績主義的問題？當下對其批評存在這種錯位嗎？
余明鋒：其實在二戰剛剛結束的時候，很多學科尤其是福利經濟學就開始系統討論所謂績效社會的問題?？冃н@種根據才能、功績來分配的原則總體上是比較符合一種分配正義的，它也為無可避免的不平等現象做了合理化論證。當然，也正因為績效成為二戰后社會的一個基本原則，韓炳哲的批判才會如此打動人。
但真正值得去反思的可能并非單純績效本身，而是績效的基本前提。首先是機會的均等，機會不均等的前提下聊績效就有點耍流氓。其次，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有一個退出機制的保障，因為績效社會很重要的一點是優勝劣汰，這時候就得保障一個所謂的“被淘汰者”，讓他有最基本的福利，讓他能夠重新開始。即便對這個績效社會本身來說，如此也才可能長久。這些對于我們今天的社會來說，是非?，F實且重要的問題。
這里我們也可以發現，韓炳哲的績效社會批判非常明顯的是以西歐社會為藍本的，所謂機會均等和退出機制的問題，其實恰恰這些社會確實已經做得比較好，這時候再去談績效社會批判，就格外恰當。中國當下對績效社會批判產生共鳴，說明我們也部分進入了這種語境。所以，我們還是需要在語境的比較里去理解韓炳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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