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聽一位日本教授講過：“在日語中，評價、評判和名聲的含義有所不同?！u價好’指專業領域內的認可，‘評判好’指在更廣泛的學術界的聲譽，而‘名聲好’則指在普通讀者中也獲得贊譽。丸山真男（下文簡稱丸山）是三者兼得之人?！?/p>
丸山生于1914年，卒于1996年，生前是東京大學教授和日本學士院會員。丸山的一生與霍布斯鮑姆所謂的“極端年代”相重合，那是一個繁榮與恐慌、戰爭與和平、近代化與反近代化不斷交織的時代。在這樣一個動蕩的時代，各種充滿激情的思想和學說與政治運動一道蓬勃發展，往往在短時間內形成強大的潮流。丸山置身學術世界60余年，卻不為任何思潮所裹挾。從戰前皇國史觀、近代超克論、法西斯主義的喧囂，到戰后民眾史學、后現代主義的涌動，丸山時而與它們保持距離，時而施以辛辣的批判。丸山并不是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躲進小樓成一統的書齋型學者，他時刻關注著人類的命運，并以獨特的立場和方法，發掘歷史中可供時人省鑒的思想資源。因此，丸山的學說在展示豐富的歷史思考與認識的同時，也蘊含著對近代社會的深刻批評。丸山以其高度原創性和思辨性的學說大放異彩，在生前已經獲得大批讀者。在他去世20余年后，其影響力不僅未見衰退，反而逐步擴展至中國、韓國、歐洲和美國。今天，日本學研究領域的許多課題都依賴于丸山的開創性研究，越來越多的其他領域研究者也開始從丸山的作品中汲取靈感和能量。
在中國學界，丸山真男的學說早已被以各種方式介紹過，與之相關的研究論文也有不少。在這種情況下，似乎已無必要對他的思想做進一步的介紹。然而，丸山因其學說的深刻性和思辨性而廣為人知，但也正因此而遭誤解和曲解。因此，只有先疏通一些堵塞的管道，我們才能將丸山從各種陳詞濫調和刻板印象中解放出來，才能幫助更多的讀者吸收和消化他的學說。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要了解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內容，先來看它產生的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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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之子”與戰前日本思想界
丸山是“大正之子”。在日本近代史上，大正時代是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和政黨政治的短暫黃金期。然而，進入昭和時代后，日本則步入一個恐慌的年代。1931年，丸山進入舊制第一高等學校，同年發生了“九一八”事變。翌年，“五一五”事變發生，政黨政治宣告終結。1933年，希特勒上臺，日本退出國際聯盟，京都大學教授瀧川幸辰因思想左傾被強行解雇。丸山說，這是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路線漸漸下降，右翼的或國家主義的路線急劇上升出現“剪刀差”的年代。恰在此時，丸山經歷了一次被捕事件，對其思想形成產生了劇烈影響。
1933年4月，19歲的丸山剛剛升入高中三年級，在參加“唯物論研究會”的集會時，遭到“特高”警察的逮捕。警察在丸山隨身攜帶的筆記本中發現了這樣一句話：“日本的國體經得起懷疑主義坩堝的鍛造嗎？”警察讀后勃然大怒，對他拳打腳踢，并將其拘留一晚。丸山在拘留所流著眼淚徹夜未眠，這讓他意識到知性在暴力面前是多么軟弱無力。丸山曾回憶次日獲釋后的感受：“街道上燈火通明，賣香蕉的仍像往常一樣拎著香蕉向人們叫賣，一群人聚集在五子棋攤前，沒有人說話，盯著棋盤上的形勢。然后，在一墻之隔的本富士警察局里面，正在進行激烈的拷問”。（《自己內對話》）。由于此次事件，丸山在10年里一直受到“思想警察”的監視，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
1934年4月，丸山進入東京大學法學部。次年，“天皇機關說”事件發生。1936年，“二二六”兵變爆發后，軍部控制內閣。此后，社會輿論完全被右翼和軍部所劫持，鼓吹天皇制優越和對外擴張的國家主義甚囂塵上。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全面侵華。隨著《國體之本義》《國家總動員法》《臣民之道》等法案的頒布，國體論和皇國史觀籠罩政治、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23歲的丸山作為南原繁的助手開始了研究生活。盡管丸山最初打算專攻歐洲政治思想，但南原卻強烈建議他研究日本傳統思想或中國古典政治思想。丸山起初并不理解南原的建議，因為他對鼓吹日本文化優越的“皇國史觀”有一種生理上的厭惡。南原則勸告他：正因為厭惡才需要認真對待，只有科學的研究才能抵御右翼對傳統的濫用。
南原的建議還有另一層考慮。1935年天皇機關說事件之后，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襲，發揚東方傳統思想成為日本的基本國策。為了消除西方思想的“有害”影響，日本政府鼓勵帝國大學設置“國體學講席”。南原打算利用這個機會反其道而行之，用科學的方法推進對傳統思想的研究，而丸山正是負責這項工作的合適人選。因此，南原要求丸山撰寫日本思想史的助手論文，同時要求他在論文注釋中引用半數的外文文獻。
1939年，東京大學設立“東方政治思想史教席”。在南原的邀請下，早稻田大學教授津田左右吉以兼任講師的身份開始授課，丸山擔任助教。1939年12月4日，發生了津田遭到右翼學生圍攻的“津田事件”。右翼學生對津田不滿，是因為津田主張儒學對日本社會和文化的影響有限。而如果儒學不是聯系日本和中國的歷史文化紐帶，那么日本為侵略中國打出的“建設東亞新秩序”“從歐美殖民者手中解放亞洲”“中日共存共榮”等冠冕堂皇的旗號，其歷史根據、道德基礎與合法性來源都會被動搖。
1940年2月，丸山的助手論文，即《日本政治思想史》第一章開始在《國家學會雜志》上連載。同月，津田左右吉的四部著作被禁。6月，丸山的助手論文獲得通過，晉升為副教授。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發。在此前后，第二章的內容陸續在《國家學會雜志》上發表。第三章匆匆完成于1944年7月，當時丸山突然被征召入伍。幸運的是，丸山在部隊出征前因病住院，三個月后被解除兵役，這才撿回來一條命。
丸山真男的思想資源
丸山說，“關注德川社會中近代思維要素的成長……證明任何堅如磐石的體制都有崩潰的內在必然性”，這不僅是“抵抗法西斯主義歷史學的據點”，也是“暗谷”時代對自我靈魂的救贖。那么，丸山利用了怎樣的思想資源來構建這個據點？
拋開經學和日本學者的影響不談，丸山在理論和方法上主要參考了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卡爾?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馬克斯?韋伯的宗教社會學、卡爾?施米特的法哲學以及博克瑙的政治思想史。丸山的這本書之所以難讀且容易引發誤解，除了其內容復雜，思想密度高之外，還因為它建立在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之上。丸山說：“曼海姆把在社會基礎與各種政治的、社會的觀念之間起媒介作用的動向，稱為觀念結構（Aspektstruktur）、思考范式（Denkmodellen），同時他還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意識形態概念（Der?Begriff?der?allgemeinen?Ideologie），這些都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啟發?！?/p>
按照曼海姆的分析，同一個世界之所以在不同的觀察者眼中呈現不同的樣態，是因為他們的觀念結構和思考范式各自不同。而觀念結構指的是“一個人觀察對象的方式，他所觀察到的東西，以及他如何在思想中構建這種東西”。如果這種解釋不容易理解，我們可以參考丸山的“眼鏡比喻”。丸山說：“所謂的眼鏡，抽象地來說就是概念裝置或價值尺度，是認識和評價事物時的理性工具。我們不能直接認識周圍的世界。我們通過直接感覺所能觀察到的事物極為有限，無論我們是否有這樣的自覺，我們獲得的大部分認識都是透過某種既存的價值尺度或概念裝置的棱鏡觀察事物而來的”。簡單來說，觀念結構和思考范式是指一個人著手對對象進行深入思考時，他的頭腦之中所隱含的那種認識模型。
“普遍性的（又稱總體的）意識形態概念”又所指為何呢？在曼海姆那里，意識形態概念可分為兩類：特殊的與總體的。前者指的是個人“有意無意的謊言和偽裝，故意愚弄他人或自我欺騙”，其目的在于否定對手的主張，維護自我利益。相比之下，后者的涵蓋范圍更廣，指的是“某個時代或某個具體的歷史—社會集團的意識形態和思維結構的特征和組成”。簡單來說，也就是一個時代的思維樣式和世界觀。
澄清三個主要概念之后，丸山真男對日本思想史的研究的目的也隨之清晰，那就是探究德川封建社會的世界觀（即朱子學的觀念結構和思考范式）如何在社會變動中一步步自我崩潰，從而產生出異質的觀念結構，并進而為近代世界觀的形成創造前提條件。
天理的解體與近代的生成
丸山主張，朱子學思維模式有兩大特征：連續性和合理主義。朱子學體系類似于中世紀歐洲的神學體系。兩者都把世界視為一個被更高存在或法則所貫穿、囊括起來的有機統一體。?“朱子學的理，是物理，同時又是道理；是自然，同時又是當然”。也就是說，在朱子學那里，內在于事物的自然法則（物理），同時也是人類社會的道德規范（道理）。朱子學的形而上學看似為其人性論和實踐道德奠定了基礎，但實際上朱子學的宇宙論和存在論只是其人性論對自然的反射。在這種思維模式下，不僅物理從屬于道理，自然法則從屬于道德規范，而且政治、經濟、歷史和文學也都受到道學的制約。
德川時代的儒學者對朱子學世界觀的解構，從“自然的解放”和“規范的純化”這兩個方向同時展開。山鹿素行承擔了前者的工作，而伊藤仁齋負責了后者的任務。素行否認了道理的普遍性，主張事物各有不同，各有其理。素行還從動態的、實踐的立場出發，否定了本然之性的先驗功能。通過對氣質之性的消極意義加以積極的轉化，素行使其成為一切行為甚至是善行的基礎。素行還突出了禮樂作為外在規范的客觀意義，這為追求政治領域獨立化的徂徠學開辟了道路。
仁齋的主要工作在于純化了儒學的倫理思想，以強調其實踐倫理的性格。在仁齋那里，人道與天道的紐帶被切斷，理被限制為物之理，而道則被限定為人之道。仁義禮智并不是先天賦予人的本然之性，而是人應該努力去實現的理想。君主的職責也不在于完善其個人道德，而在于“與民同好惡”這種公共行為。至此，修身與治國、平天下之間的鏈條被解開，政治的契機開始從道德的束縛中掙脫出來。
與仁齋將儒學規范內在化的思考進路不同，荻生徂徠則將儒學規范進行徹底的外在化。徂徠學剔除了道的形而上意義，將道的妥當性歸于圣人制作。換句話講，道之所以是正當的，并不是因為其符合天地自然的法則，或者是體現了人類社會的道德法則，而僅僅是因為它是由圣人制作而成的。這不僅取消倫理道德與政治規范之間的連續性，還使兩者都獲得自足的地位。道是外在的和面向社會的，而個人的自然性情是內在的和面向自我的，人情的自然和人欲從理性主義中得到解放，其結果便是“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各自獨立。徂徠主張把治國平天下視為道的核心。政治家為了達成安天下的目的，采取不道德的手段亦可。丸山把徂徠比附為日本的馬基雅維利，并評價道：“可以把日本德川封建制度下的‘政治發現’歸功于徂徠學”。
丸山說，“構成朱子學形而上學深層根底的東西，不折不扣就是有機論的思維方式”，而“徂徠學的最終目標就是要靠‘制作’的邏輯，力爭粉碎‘自然’的邏輯”。在徂徠學之中，作為社會理念的自然法則被徹底分解，朱子學連續性思維的鎖鏈被一一切斷，之前籠罩于其下的政治、道德、歷史、文學等領域相繼分裂開來，獲得獨立發展的契機。這一過程伴隨著自然秩序觀念的衰落和人為秩序觀念興起，從而為近代世界觀的萌芽準備了前提條件。
至于國學的思想史定位，丸山主張宣長學與徂徠學之間存在否定性的關聯。這表現在國學在道的內容上把徂徠學顛倒了過來：在彼正因圣人的制作才被視為絕對的道，在此正因圣人的制作所以加以排斥?？杀M管在道的內容上宣長學與徂徠學迥然不同，但在為道賦予根據上，兩者擁有相同的思維方式。而且，國學在完全排除徂徠學公的側面的同時，又繼承了它的私的、非政治性的側面。
按照丸山的解讀，相對于朱子學的自然主義和合理主義，徂徠學展現出的是一種非自然主義、非合理主義的思維風格。從本質上講，這是一種拒絕形而上學的傾向，放棄對理性的大規模追求，縮小理性認知范圍的努力。在這種努力下，政治、歷史、文學等領域擺脫了倫理學束縛，獲得了文化價值上的自律性。這被丸山稱為“近代意識中最具象征性的表現”。需要注意的是，丸山并不主張從徂徠學中可以直接導引出近代的合理主義。作為黑格爾的信徒，丸山主張用辯證的視野來把握思想運動：事物總向自己的對立面轉化。徂徠學在思想近代化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被丸山形容為棒球比賽中的“犧牲打”（《日本政治思想史》，譯文有誤）。也就是說，徂徠學只有通過“自我犧牲”，才能為近代思維的成熟準備前提條件。
徂徠學將朱子自然的秩序觀轉化為作為的秩序觀，從而催生出近代思維萌芽的因素，但徂徠學把創造秩序的主體限定為圣人和政治家，而不是擁有主體性的近代公民。徂徠學期待德川將軍實施“絕對主義”的制度改革，這遠遠不是近代政治理論所倡導的國家組織形式。那么，在徂徠學之后，日本人的秩序觀又有何發展？近代思維萌芽的命運又如何呢？丸山在第二章中依次討論了安藤昌益、本居宣長、本多利明、佐藤信淵、海保青陵等人對“制作邏輯”的繼承和發展，又在第三章中以“國民主義”的形成和發展為線索繼續對這個問題展開討論。
第三章名為《“早期”國民主義的形成》。所謂早期的，指尚不成熟的。丸山主張，成熟的國民主義具有相反相成的兩個側面：國民的統一與國家的獨立。德川封建社會由于內部的分裂，無法應對幕末的外來危機，為了維護國家獨立，需要實現國民統一。這既要求政治力量向國家的聚集（集中化），又要求政治力量向國民思想的滲透（擴大化）。政治集中化和擴大化的雙重契機應該在辯證法的統一過程中使自己具體化（用福澤諭吉的話來講，即“一身獨立一國獨立”），但就幕末以來的歷史發展而言，政治集中的契機起到壓倒性的作用。正因此，“將國民從之前對國家秩序無責任的被動狀態中解放出來”，讓他們主動承擔政治責任、參與秩序創造的歷史性課題，大幅滯后了。
因為丸山突然接到征召令，第三章的敘述到此戛然而止。那么，在當時的日本，近代的世界觀最終實現了嗎？沒有！丸山的憤懣反映在如下文字中：“通過明治維新排除身份秩序，似乎確立起來的對于新秩序的主體自由人，很快就又被吞沒到巨大的國家之中。在‘制作’邏輯結束漫長艱辛之旅，開始謳歌自己的青春之際，在前方迎接他的卻是荊棘之路?！?與其說這是對明治時代的猛烈抨擊，不如說是對昭和時代的強烈抗議。
關于翻譯的商榷
最后談一下《日本政治思想史》譯本中可能存在的問題。譯本修訂后仍存在的細小問題，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唯獨兩個重要術語，即“近代”和“國民主義”的譯法或仍值得斟酌。
王中江教授將這兩個詞分別譯成了“現代”和“民族主義”，并在譯后記中給出相應的理由。不過，鑒于丸山對近代與現代有意識地進行過區分（參見松沢弘陽：《丸山眞男における現代?伝統?思想史》），筆者認為應該尊重原文表述。此外，盡管丸山在文中特意解釋了為何用國民主義而非民族主義來翻譯Nationalism，因為國民主義意味著民族主義與個人自主性的密切結合，而民族主義則被用作個人主義的反義詞，但譯者考慮到中文的語言習慣以及日本歷史上的民族主義肆虐的實際情況，堅持用民族主義進行改移。這種做法雖未嘗不可，但這樣一來，丸山想要強調的只有“作為自由主義孿生兄弟的民族主義”才是健康的民族主義（《丸山眞男集》第三巻，P74、105）的意圖或多或少地被掩蓋起來了。
在譯本中指出一些錯誤，比明確而完備地翻譯整部作品要容易得多，筆者對譯者篳路藍縷的艱辛工作懷有深刻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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